关于人类合作历史的研究

我的研究始于一次思考——战争是不是人类生活的必要内容?很快我便开始追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人们划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等等。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人类合作的问题。资源有限其实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合作能力有限,导致人类无法通过有效的合作来快速生产或是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只好抢夺有限的现有的事物,从而引起战争。但是,尽管人类合作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也还是总能够在有限规模的团体之内有效、持续合作,这些团体便表现为民族、国家或是信仰相同宗教的人。而战争总是在调整人类的合作关系,或是消除竞争力不够强大的团体(通常他们被消灭是因为他们的合作能力更差)。由于人类合作所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如此不可估量,因此每当人类的合作整体进步的时候,人类的生活都会改善,因为更多的事物被生产或创造出来了。而人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因此合作总是在增强,这就是人类合作的惯性。更有效的合作意味着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为快速的创新,这能够真正持续地解决人类的需要,而不是解决人类(比如战争)。

最终我形成了一种人类学或是历史学的观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本质原因在于合作,人类的历史就是合作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大致演化框架就是语言、货币、宗教、国家、交通、通讯、制度等产生、运用和改进的历史。

语言第一次使人类的合作范围超过了生物学的限制,使人类能够组织起自然界中最大的合作的团体,并且其灵活性远超以往。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则使人类合作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开始能够和极远之地的和过往的、未来的人类合作。事实上,语言文字的产生和运用是人类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真正原因。

第二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货币的使用。这是人类设计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去中心化的交换系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早的并且最成功的故事之一。货币使得人们不需要在一个小规模的彼此容易接触到的团体中,接受命令来分工合作,而是根据彼此的需要,与当地人和远方来的商人交易。这次革命的革命性在于,人类的合作不再基于彼此的直接接触,而是基于彼此笃信的共同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了以往合作的基础,自由、灵活、去中心化。

民族、宗教、国家、制度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共同对象,乃至整个文化。我的理解是,这些都是人类合作或促进人类合作的程式、仪式、产物或这些事物的载体。其中,民族和国家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合作能力有限,限制来自于交通阻塞、通讯不便、语言障碍、信仰不同等。事实上合作的内涵正是各尽其能,并获得相应的回报,这就需要尊重和保护私产,自由交换。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对其实施保护。宗教常常为人类的生活预设一个意义,而人类总是希望生活是有意义的,当他们有共同的预设意义,信仰相同的故事之后,他们也能够更有效地合作。现代的预设意义是:人们总是要通过赚取更多的财富,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点,人们毫无疑问是要加入到合作网络当中去的,如果他们选择不合作,他们甚至不能生存。
我对个人财富的理解是,当个人财富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财富就不是常规意义的个人财产了,而是代表着一个人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一个人如果有能力赚取大量的,远远超过个人消费能力的财富,那么他无疑应当对资源具有更高的支配权限,因为他更懂得如何有效使用资源。人们不应该嫉恨他人拥有的这种权限,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合作的观点:人们应当给有能力的人发挥其才能的可能性,我们还要提高这种可能性。毫无疑问,资本主义顺带地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亦是人类合作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创造之一,因为这同样也是去中心化的而又灵活有效的合作系统。
在语言文字和货币大量使用之后,在有合适的制度保护(但是制度改进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之后,人类合作的主要障碍就变成了交通阻塞、通讯不便、语言障碍、意识形态冲突等等。于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人类兴建交通、通讯网络,学习彼此的语言,并进行了资本主义宗教的布道。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主题。
自然而然地,我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您的工作。我希望获得您的帮助完成这个研究:我希望为整个人类合作写一部历史,仔细看看它是如何演进的。我计划为人类的合作水平赋值,针对整体人类和各个人类团体(民族/国家)赋值,探究合作水平的发展程度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这就需要设计一个算法,这个算法综合考虑了语言、货币、宗教、制度、国家、民族、交通、通讯等因素,作为人类的合作水平的可信评价。
Martin Nowak是国际上研究合作与演化的主要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人类合作的五个原则。我仔细看了网络上能够找到的他的文本。我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就是:直接互惠对应面对面的口头语言和货物交换的功能,间接互惠则对应口头八卦(就是两者谈论第三者的故事或者他者记述他者的故事)和书面文字的功能,空间选择、群体选择通常反映了交通和通讯等限制合作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因素,因而合作被局限在在更小的空间范围内或者更小的集群中,而这些主体之间则存在竞争,亲缘选择也反映了人们的合作能力在血缘关系上的分布情况,反映了人们的私心等。如果交通和通讯能力获得较大进步,人类合作的范围和程度都会增加。现代交通网络,尤其是现代通讯技术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合作能力,促进了人类的宽容。

我希望系统研究Martin Nowak 的想法,尝试将之推广到我的这个偏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去。

我的最终目标是结束这个阶段的合作,这需要首先将这个阶段的合作推向顶峰。我已经为这个阶段的合作的结束作了一定的准备,尽管这种准备可能在50年内都不会发挥重大作用:我建立了一个旨在推进普遍基本收入的社会组织,即UBIforALL。与国际上主流做法不同的是,我认为我们的UBI进程不能落下那些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人们,尤其是非洲地区。所以我的组织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在促进UBI的同时推动不发达地区发展。合作的网络应当覆盖到那些地区,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加入合作网络,他们就永远是不属于我们的另一个团体,那么我们将会有冲突,乃至战争。过去数千年的战争,正是因为人们的合作没有彼此渗透。中东问题,恐怖主义,我认为其本质在于他们没有融入我们的合作网络。我们不能让非洲成为下一个暴力中心。

至于我为什么说我希望结束这个阶段的合作,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在完全自动化、全球一体化完全实现后,在UBI全面实现之后,人类就不需要加入这个合作网络也能很好地生活。那样他们才能遵循内心的声音寻找存在的含义。存在的真实意义,是我一直探求的东西,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加入探寻者的行列,但是当我看出现在的合作网络强迫所有人加入,当我看到大家都被迫接受了这个阶段的预设意义之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推动这个转变。虽然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真实存在,像我的思维一样真实的存在。UBI将导致人类获得最终的自由——我认为只要人类还必须沉湎于钞票、公司和国家的想象,人类就是不自由的。人类应该遵循内在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让他娱乐至死,也比在外界的预设中虚度一生要值得。